对清河人来说,李风云是个神秘的具有传奇色彩的过客,匆匆而来,匆匆而去,打了一场胜仗,加剧了永济渠危机,然后又像风一般消失了,就如在波涛汹涌的湖面上扔下了一块石头,虽然溅起了波澜,却瞬息踪影全无,仿佛从未出现过。

一众河北豪帅对李风云那番惊世骇俗的言论将信将疑,毕竟未来的事谁也不知道,只要尚未发生,就一切皆有可能。

很快,从东都就传来了消息。兵部和卫府经过对东征战事的反复研究,认定右翊卫将军薛世雄在萨水大战的关键时刻拼死阻御敌军的攻击,为掩护友军渡河赢得了更多的时间,功过足以相抵,应免予责罚,官复原职;认定涿郡太守、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升在萨水大战爆发之前就已经向圣主、中枢和前线统帅部发出了警告,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好了充足准备,正因为崔弘升的准备工作做得好,远征四个军才得以成功撤离萨水战场,同样也因为受益于崔弘升的预警,圣主和中枢及时增援了鸭绿水,才得以确保远征四个军安全渡过鸭绿水返回辽东,所以崔弘升不但无功,反而有功,但考虑到远征军大败之事实,崔弘升也只能是功过相抵,官复原职。

十二月十四日,圣主诏令,薛世雄、崔弘升官复原职。

政治上无处不是妥协,圣主若想赢得山东人对二次东征的支持,就要帮助山东人拯救崔弘升,而若想拯救崔弘升,关陇人的让步至关重要,为此圣主不得不向关陇人妥协,于是放出了薛世雄。薛世雄是河东贵族集团重要成员,中枢重臣黄门侍郎裴世矩、御史大夫裴蕴也是这一政治集团的重要成员,也就是说,圣主表面上是向关陇人妥协了,但实际上受益的却是支持他的河东人,这一政治手腕可谓运用得十分高超。

十二月十五日,圣主诏令,左翊卫将军段达因为在河北戡乱无功,剿贼不利,免去其左翊卫将军一职,即刻回京。

同日,圣主诏令,免去崔弘升涿郡太守一职,任命其为河北讨捕大使、检校左武卫将军,代替段达负责河北戡乱。

同日,圣主还下达了两道重要诏令,一是任命崔弘升的弟弟崔弘骏,出任赵王府长史;而另一道诏令的内容如出一辙,任命博陵崔氏的另一个重要成员崔赜,出任越王府的长史。

赵王杨杲是圣主的第三子。越王杨侗是已故元德太子的次子,圣主的孙子。崔弘骏出任赵王府长史,便成为赵王杨杲的第一辅弼大臣,而崔赜出任越王府长史,便成为越王杨侗的头号佐臣。

相比崔弘升的任命,这两个任命太重要了,内中蕴含的东西太多太复杂了,影响太大了,当即在东都引起了轰动。

从中土继承制度来说,赵王是庶出皇子,越王是庶出皇孙,都没有继承权,都不是合法的继承人,而真正拥有继承权的合法继承人,只有嫡出的齐王杨喃一个。但现在的问题是,齐王杨喃距离储君的位置越来越远,继承皇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,尤其他离开京师居外戡乱后,留给东都的是一个在皇统之争中垂死挣扎的凄凉而绝望的身影,这进一步拉大了齐王与储君之间的距离,于是东都理所当然把目光转向了其他皇子皇孙。

中土继承制度的原则是立嫡、立长、立贤。做为嫡皇子和皇长子的齐王杨喃既然逐渐远离了皇统继承人的序列,那么就只能依照“立贤”原则,在皇子、皇孙中寻找新的继承人。

“立贤”原则的最大弊端就是给了更多人争夺继承权的机会,这会诱发皇统之争,父子相残,兄弟阋墙,以至于亡国亡种,残酷而血腥,所以历朝历代都吸取了教训丨立嫡就不立长,立长就不立贤,以便最大程度的降低皇统之争的危害性。然而,本朝是个例外,先帝在挑选继承人的时候,最终还是选择了“立贤”原则,结果在圣主“登顶”前后的一段时间内,父子相残兄弟阋墙,尸横遍野,血流成河。

按道理圣主应该吸取教训丨但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,是由分裂走向大一统的时代,是由门阀士族政治走向中央集权制的时代,是改革的时代,改革者为了建立永久和平昌盛的大一统的中土,皇统继承人必须具备大一统的执政理念和锐意改革的坚强意志,所以先帝也罢,圣主也罢,在选择继承人的原则上,不是立嫡、立长,而是能否坚持大一统改革,所以只能选择“立贤”原则。

圣主先是从政治上“驱逐”齐王杨喃,接着又“顺水推舟”,把唯一的合法继承人“放逐”出了东都,今天更是把辅佐赵王和越王的重任托付于山东第一豪门崔氏,等于向东都各大政治集团发出了正式宣告,皇统继承将以“立贤”为原则。依照这一原则,齐王杨喃有机会“登顶”,其他皇子皇孙同样有机会问鼎皇帝宝座,这实际上是剥夺了齐王杨喃的唯一合法继承权,同时授予其他皇子皇孙继承皇统的资格,新一轮的皇统之争就此拉开了序幕。

先帝时期的皇统之争,圣主最终胜出,已经非常清楚地表露了改革派们所坚守的以“立贤”为原则的皇统继承制度,而今天圣主步先帝之后尘,同样举起了“立贤”这杆继承“大旗,看上去有重蹈覆辙之危,有失去理智之嫌,但实际上其政治背景与当年如出一辙,改革派遭到了重大挫折,大一统的改革事业遭遇到了重大危机,迫不得已之下,改革派只能以扩大皇统之争来转嫁危机,把保守派攻击改革的“火力”转移到皇统之争的战场上,以此来赢得喘息和逆转的时间,来获得与保守派讨价还价的更多筹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