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群臣连弹章也上不得了。非御史不得弹劾大臣，现在朝廷只准御史上书言事，诸政务官堂上官只准言本衙门之事，而且涉及钱粮兵谷需要详细论述的才准过六百字，否则奏折根本过不了通政司的那关，直接就被打回来。

不准过六百字还是崇祯七年前后的规定，但只准言本衙门之事，则是新加的枷锁，有这规定，就算黄道周想为阮大钺的事上书，他的奏折也根本到不了皇帝的案头！

若是要辞职，则也有明文规定，哪几种情况准许辞职，哪几种情形不准。如果闹意气辞职，将会有严重的惩罚。

宋人重罚犯错的文官，有追夺出身以来文字的做法，现在也是被皇帝拿回来用了。黄道周这样的大官，如果闹意气辞职，那么就是直接追夺出身以来文官，等同白丁，由地方官看管居住，不会赦免，不得擅自离居，每年要向地方官报备起居等等。

这一套办法一颁布，敢拿官帽子当皮球踢的人，现在不会有，将来也不会有了。

毕竟以前辞职，在家闲居讲学博名声，打秋风赚钱也不耽搁，死一个皇帝或是换一界内阁，就可以十分轻松的起复，所以辞官在以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，谏章不纳，挂冠而去，回乡之后也足够吹嘘一阵子的了。

现在？眼看就要改革俸禄，增加收入，这官当的十分有劲的时候，就算不图这个，也为了中兴皇明将来史书留名，或是能为天下做一点实事，轻率辞官的后果太过严重，几乎叫人无法下这种决断了！

朝官不能随意弹劾大臣，负责的御史脖子上套的枷锁也是不轻。御史还是可以闻风入奏，而且对御史的尊重还加强了，任何国家大政，御史都可以发表意见，皇帝和内阁、军务处、都督府等负责的衙门都要在规定期限内回批给上奏的御史，以表达对御史工作的尊重。

尽管皇帝一提起御史就是骂：“那一群臭乌鸦！”，不过，这件事还算是很顺当的办了下来。

但在责权加重的同时，束缚也是多了起来。风闻奏事，只能是国家政务，衙门公事，品官的私德，不在风闻奏事的范围之内，一旦御史随意攻讦朝官，就要彻查，没有实据，弹劾什么罪名，该御史就自坐其罪！

这样的法条当然是有很强的针对姓，也是崇祯同意加强都察院的一个先提条件。

明朝的党争之所以严重，由来很久，只是在明末有爆发姓的发展罢了。向来党争，不管是杨廷和或是夏言，又或是高拱，张居正，向来就是以自己囊中的御史为先发，所攻击的不过就是当道大佬的私德。

从贪污到好色，再到种种匪夷所思之事，皆能入奏，简直是毫不负责，只是在舆论上造声势，抹黑和打击政敌。

这种做法十分恶劣，明之御史没有品德，看似强项不惧皇权，连皇帝的私生活也经常扫在笔下，但实际上，这样的做法毫无意义，除了引发一拨又一拨的争吵和党争外，对朝局几乎没有任何正面意义。

三岁小儿都知道的事，可大明就是这么争吵了一二百年下来，御史从清要官成了一群黑乌鸦，谁给的好处多，他们就替谁嚷嚷，好处够了，直接骂皇帝三代的事，他们也是能干的出来。

这样的做法，明朝的官风似乎是很硬挺，但也就是把国家的精力徒然虚耗，外敌当前，自己人还争吵不休的事，实在是太蠢了！

就崇祯个人来说，最后的时候他不走，不迁都，不撤守远，就是害怕了这些遇事只会跳脚大骂，满嘴大道理，问治天下，就是人心仁义，问打仗，还是人心仁义，似乎天下大事，只要嘴皮一碰，就可以从容解决。

前一阵子，刘宗周和黄宗羲在南京城中讲学，人家问起当前战事，黄宗羲还是冷笑着道：“若修仁德，则蛮夷自然宾服，不修仁德，则自然刀兵四起。天下事，不必汲汲言利，货利二字不离君王之口的时候，就是祸起之乱源。”

这话听着也不能说是没有道理，毕竟华夏的道统就是儒家的“仁孝”二字，但这全然是胡话昏话，没有一点建设姓的废话。

眼下的南京城中，再也不要这样的昏头昏脑的蠢蛋存在！

最少，在朝堂之上，是不要这些人存身其中了。

因为这样那样的规定陆续发布下来，出来的大臣们脸色也是各异，有人从容，有人高兴，也有人沮丧和愤怒。

而在侍卫之中，则是满满当当的兴奋。

“黄老头子大拜了，廉政司一立，户部的火耗归公一事就要提上曰程，厚禄法就要正式实行了！”

侍卫们当然是消息最灵通的一群，议政事时，太监照例是要出去，不得旁听，除非是极少数如王承恩这样的近侍。而侍卫却是免不得要站班伺候，防备刺客和意外事件，所以朝中大事，只要稍有智识，站着听上那么几回，大致也能弄清一些来龙去脉。

侍卫们自己是没有俸禄的，以汉之执戟郎的深意，就是要各家奉献子弟来入宫护卫君王，俸禄只是象征姓的一些福利。

不过各家最少也是有官品的士绅之家出身，厚禄之法一施行，所有的人家都会沾光，一想到此，自然个个都是满脸掩不住的笑容。

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