众人在狠踩夏竦，郑朗却在观注着一件事。

王尧臣迁为户部郎中权三司使事，对赵祯说了一句话：“今国与民皆弊矣，请陛下任臣自择僚属。”

赵祯准之，王尧臣亲自挑选一些可靠的幕僚，开始查账，查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，整个宋朝的账目收入支出十分庞大，一时半会查不出来，王尧臣仅查了陕西河北河东三路未用兵前与用兵后的出入财用之数。宝元元年，也就是五年前，宋朝未用兵时，陕西出入钱帛粮草一千九百多万，出一千五百多万，河北入二千一百多万，出一千八百多万，河东入一千三百多万，出一千三百多万。河东持平，河北稍有积余，毕竟要外防契丹，是国家重兵把守的地方。陕西则有很大的积余。

这不代表着全国会产生大量的积余，京城用度才是大头，京官的俸禄，驻扎几十万禁兵的薪饷，即便地方有充足积余，整个国家也未必会有盈余。

但自用兵后，陕西入三千六百多万，出四千七百多万，河北入《二千七百余万，出二千五百多万，河东入一千一百多万，出一千三百多万。不是代表着陕西收入增加，大量驻军，物资运送产生的虚高，士兵的饮酒与日用品的税务，还有一点，敛财！除了河东一路外，其他两路都进行了大幅度的重苛虎敛。

王尧臣又对京畿出入金帛做了粗粗的统计，五年前入一千九百五十万，出二千一百八十五万，因为这一年赵祯弄了一个大郊祀，所以出纳比往年多。但在庆历二年，入二千九百多万，出二千六百多万。仅京畿就增加税务三百多万！一处京畿三百多万，全国增加了多少税务？

再从财政支出与收入分析，仅是三路减少了一千多万。更不用说朝廷整体的支出，将士的抚恤。那么这一数字会放大三到四倍！

郑朗看着这份报表，有些发呆。陕西的数字比史上要大，之所以如此，恐怕与自己发动了两次大规模战役有关。

不看真实的数据，就不知道战争的危害。

实际上说来说去，还是朝廷的制度，以及前几年的大灾大害，不然朝廷有大量积余，那怕就是将自己发起的平安监，与江南开圩带来的积余全部留下来，也不至于使国家走到今天困窘的地步。

不能提赚钱，赚得越多，花得越多！

郑朗不由又想到三冗，不解决三冗，无论发起怎么样的开源，国库里还是休想有多少积余。

可隐隐的知道，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。

马上他就醒悟过来，是从吕夷简身上得到的启发。

大家以为将夏竦拍死了，于是将眼睛再次盯向吕夷简。吕夷简罢相，但是赵祯还给了他一个权利，守司徒，军国大事与中书、枢密院同议。吕夷简也没有议什么军国大事，身体都垮掉了，三头两头倒在病床上，议什么国政？

可是君子党们不大放心，害怕吕夷简身体康复，死灰复燃，于是再谏。

弹劾夏竦时欧阳修余靖等人出过大力，于是这次轮到蔡襄。蔡襄上了一奏说，夷简被病以来，两府大臣，累至夷简家咨事，又闻夷简病时，陛下于禁中为之祈祷，锡与致多，眷注无比。臣穷谓两府大臣，辅陛下以治天下者，今并笏受事于夷简之门，里巷之人，指点穷笑。

陛下，这个两府大臣是辅助你哪，还是辅助吕夷简哪？

夷简谋身忘公，养成天下今日之患，陛下即位之初，夷简即为参知政事，遂至宰相，首尾二十余年，所言之事，陛下一皆听信而施行之，固当敦风教、正庶官、镇敌国、安百姓，而乃功当无闻，但为私计，成奔兑之风，一恩之施，皆须出我门……务施小惠，多与收录，贪廉混淆，善恶无别。

国家如此，正是吕夷简弄出来的结果。

事实是若没有吕夷简，特别是西北用兵后若没有吕夷简，宋朝必然会出大乱子！

自关陕兵兴以来，修完城垒，馈运刍粟，科配百端……但务收取人情，用为资历……国家都这个样子，还在卖人情，使吏治变得更加恶劣。但事实反过来是吕夷简也不想加重科配，可不加重科配，财政从哪里来，要么直接重敛于百姓，贫困百姓因为战争，已经带来沉重的负担，再直接加税，老百姓还有日子过吗？加科配影响百姓起居生活，可大头还是从有钱商人那边出的，等于变相减轻一部分贫困百姓负担。这也是不得己办法的办法。

怎么做错啦？难道西北将士打仗不要钱帛吗，不要粮食吗，不要武器吗，不要抚恤吗？

夷夷当国之后，山外之败，任福以下……辄违先帝之盟，妄请关南之地，岁增金帛竟二十万，而犹勒兵压境，坚求纳字，凌侮中国……夷简出入中书，且二十年，不为陛下兴利除害，苟且姑息，万事堕坏如此，今以疾归，尚贪要势，不能力辞，或闻乞只令政府一两人致家商议大事，足验夷简退而不止之心也。

纳字吕夷简有失误，表现是软了，可不用金帛打动契丹，契丹与西夏联手起来的后果，蔡襄，你可想到了吗？

朝廷是有时派人前往吕夷简家询问国政。